交通工具现代化是工业以来重要的物质文明进步。新式交通工具自西徂东传入中土之后与中国女性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结，男女之别是同一器物在中国社会普及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议题与研究面向。中国女性群体中率先接触自行车的大概有两类：一是教会学校里的学生，二是青楼勾栏中的妓女，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有更多中国女性骑自行车。同为自行车，被男性驾驶或由女子踏行，社会反应天差地别。对“女子骑车”这一新生事物，中国的社会精英与底层民众在认知上存在相当差异。一个器物之社会应用，并非只取决于技术本身或被市场规则决定，而与其使用者之间存在更为深层的互动，受到不同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

　　近代以降，欧美诸国最先发生科技鼎新、工业，由此而产生的诸多新式器物犹如水之由高入低不断涌入中国。可以说，文明复杂交冲过程中，西力东渐体现最为显性的是在西物东渐这一面向。而交通工具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其中最显著的。

　　物质世界没有生命，只有与“社会人”（Social Beings）结合才会产生文化意义。诸多新式交通工具自西徂东传入中土之后与中国女性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结，男女之别是同一器物在中国社会普及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议题与研究面向。

　　作者希冀通过“自行车与近代中国女性”议题的讨论，微观展现近代国人的审美情趣、社会心理、生活习性、消费观念等诸多方面之现代性演变，更加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日常生活，进而展现出“自行车王国”的曲折构建之路。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行车完成了从“奇技淫巧”到“文明利器”的传布进程，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各地城市社会中都产生了自己的“自行车阶级”。中国女性群体中率先接触自行车的，一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二是青楼勾栏中的妓女，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有更多中国女性加入到骑车人的队伍。

　　自行车传入伊始，真正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用者尚属寥寥，大半为娱乐及运动之用。而“娱乐及运动”为体育之别名，并非从事身体锻炼、运动竞技那么简单，它本身具有相当的公共属性，涉及文化差异、性别分殊、民族认同、身体认知等多项重要议题。

　　最早真正有意识向国人介绍西方体育的是来华传教士所开办的教会组织，如教会学校，以及后来的教青年会。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在中国建立多所教会学校，国育的现代转型肇始于此；相较之下，教青年会则更侧重于社会体育的传播。

　　根据美国作家项美丽的研究，第一个学会骑自行车的中国女子是宋耀如的大女儿宋霭龄。宋耀如喜欢骑脚踏车，是上海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人。宋耀如曾在美国生活八年时间，并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西化教育，尽量保持美国化的生活情态，在宋霭龄十岁生日那天，他送给她一辆脚踏车。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包括宋霭龄在内，晚清中国城市中，洋学堂（即教会学校）的女学生是近代中国首批学会骑行自行车的女性群体。为改善女生之身心发育，破除中国女性缠足陋习，招收女生的洋学堂大都会将体操（即体育）列为必修课程。而自行车作为体操教育的一个门类，让洋学堂的女学生得以先人一步，较早接触、熟知这一西方器物。

　　近代以来中国人口流动加速，中国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中以妓女为中心的娱乐业日渐兴盛。在新生大众媒体（主要是小报）的配合鼓吹下，妓女占据公共话题，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明星”，走入公共视野。从不拘传统的新奇奢侈的服装打扮、富贵华丽的住宅与家具，到极度奢侈的生活方式，妓女在晚清中国公众心中的形象是新奇大胆、标新立异。

　　20世纪初，自行车作为价格不菲的游乐器械，得到了妓女们的青睐。青楼女子不仅与自行车合影，其中先锋者开始尝试跨车而行。

　　晚清中国城市中，妓女虽然多为缠足，却已经熟练掌握了自行车技术，骑车上路。至少在上海，此时中国民众对妓女骑车的反应，则是诧异之后的欣赏，并未见负面评述。

　　不像青楼女子敢于大胆在公共场所施展她们玩耍西洋新器物的风采，受传统礼教的影响，良家女子对学习骑行自行车显然更为矜持，也更为谨慎。

　　“自由车”是自行车的又一个称谓，在时期的体育界中最常被使用。作者认为Bicycle之所以称为“自由车”，本身具有一种强烈的西化意味，即能否骑行自由之车是西化生活与否的一种表征，一种姿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多女性群体加入到骑行自行车的队伍当中，相关报道愈来愈多地出现在报刊之中。女性群体成为近代中国城市自行车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骑自行车的中国女性群体涉及的社会阶层相当广泛，其中既有为健康体魄、游娱身心而骑车的女中学生们、女大学生们；也有奔波街头，为生计糊口而骑车的女报贩、女职员们。

　　这一时期，中国最为引人瞩目的女车主当属电影女明星群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本属于“汽车阶级”的电影明星不得不向下位移，主动“自行车化”。

　　以当时凭借《马路天使》一片红遍大江南北的周璇为例，1941年，她在经历了轰动一时的“周璇、严华婚变案”后，周璇搬进了寄父柳中浩的公馆中居住，因为暂时没有新作，很是空闲，于是她在每日学唱京剧之余，兴起了学习自行车的念头，电影周刊记者对其学起自行车一事进行报道。

　　自行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普及，时空上相重叠的是，从1895年甲午惨败于日本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代中国的政局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国家长期面对内忧外患的双重胁迫。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较普罗大众更为强烈，他们渴望在民族主义大旗下，借助外源的与主义，完成现代转型，打造一个新中国；但与此同时，中国“并非一个新国家”，“它的社会情况非常错综复杂，在这个国家里还存在着经过长期考验的农业和工业的组织体系”，骤然“弃置其原有性质”的变革，都必然受到原有社会惯习和传统风俗的。这种社会精英与底层民众的认知差异，在“女子骑车”议题中亦有淋漓展现。

　　有知识分子希望中国女性能从“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的种种“林黛玉式”的病态中解放出来，通过骑行自行车，塑造一个全新的女性身体乐鱼(中国)体育，并将新身体与新中国的未来结合起来论述，这在20世纪前半叶颇有典型意义。

　　自行车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反而带来健康和美丽。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健康美成为一部分中国都市女性的一种时髦观念后，即有言论将自行车与健康美联系起来。

　　同时还应该关注的是“”迷思。在《玲珑》杂志的“信箱”专栏中，经常可以看到读者对于膜破裂的恐惧。运动，尤其是自行车运动，是否会伤害膜是骑车女性的隐忧。此外，自行车有损女性健康的说法五花八门，给近代中国民众心理造成的不利影响，无法短期得到消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骑车女性的数量。

　　20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女子单独骑车都曾是有伤风化之举。时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子单独骑车终于不再是“有伤风化”之举了，然而男女同乘一车仍在多地被严禁。

　　对比男性，自行车在中国女性中的普及程度，无论从范围还是深度，都有相当程度的延迟，故而少女学车过程中常受到善驾男性的帮助，渐而产生感情，成为情侣，此为人之常情，不难理解。

　　但因为马路具有公共空间的属性，“男女大防”传统观念在“女子骑车”议题表现在，近代中国“许多地方当局，是不准女子骑自由车的，理由多是有碍风化。……例如从前杭州一般妓女，当乘着自由车来招引游蜂浪蝶，因之地方当局便不得不下令禁止了”。

　　1946年，浙江省杭州市局更提出“自由车上的男女骑士……车上互搂着，殊属有碍观瞻，此后发现男子所骑自由车，如果后座带着雌黄鱼的（ 指女性），一概带局讯办”。对杭州一地禁止女性骑车的政策，大众媒体几无支持之声，皆将其视作倒行逆施之举。

　　在西方社会，19世纪中后期爆发的“自行车热潮”与女性解放运动息息相关。西方女性借此挣脱了“致命”束腹的束缚，学会了“理性着装”、户外活动。通过一场“灯笼裤”，自行车“将女性从家庭和孤立中解放出来，并对促进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争取平等的运动，拥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851年，来自美国的艾美利亚·布鲁默女士发布了一款引人注目的新型女装，以其名字命名为“灯笼裤”。这是一种把东方风格的阿拉伯式宽松裤子引入女装的大胆尝试，裤子在脚踝处被收紧。布鲁默在其关于妇女权利的演讲中穿着新潮的灯笼裤，吸引了大量观众。灯笼裤与女士下装着裙的传统相悖，在维多利亚早期只得到了短暂传播。虽然19世纪中期英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穿着灯笼裤，而且流行时间不长，但是灯笼裤的引进，为女装的进一步革新指明了方向，即摆脱夸张裙撑的束缚，给女性以更多的行动自由。

　　自行车对中国女性在身体形塑、着装审美等方面虽然亦有影响，却未能产生如西方社会一样重要的作用。中国女性并非因为自行车才有身体解放，而“具备自由车代步的女郎们改穿长裤的，却很少见，多数还是照常穿着旗袍，宁可不时去扯旗袍角，以免两腿外露”。

　　同为自行车，由男性驾驶或由女子踏行，社会反应天差地别。时至20世纪20年代，即便在上海城市马路上，四区巡长幺万钧仍不免有对于女性骑车人的大加歧视；同一时代的北平，《顺天时报》的报刊文章有贬损女子骑车的言论出现，则不在意料之外。虽然在知识精英控制大众传媒话语里，论及“自行车与中国女性”议题，大多持有相当积极leyu·乐鱼(中国)体育官方网站、正面的姿态。自行车后来亦拥有着现代、摩登、自由和健康等多种意涵，甚至有人认为是女子“最适当的运动”。但中国社会中不见载于文字的沉默之大多数，对女子骑车“有非议之者”，亦不乏人在。

　　没有哪一个人类社会能够脱离具有一定观念、价值观、规范、信仰以及思考方式的人而存在。换一种方式来说，每一个社会都部分地由文化构成，并在其基础上运行。不同于（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动物，人类是文化的存在。一个器物之社会应用，并非只取决于技术本身或决定于市场规则，而与其使用者之间存在更为深层的互动，受到不同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

　　高世瑜.从妇女史到妇女/性别史——新世纪妇女史学科的新发展[J].妇女研究论丛,2015,No.129(03):113-125.